德国神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伯特·史怀哲出生


艾伯特·史怀哲

  1875年1月14日 ,德国神学家、哲学家,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伯特·史怀哲出生。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年1月14日 – 1965年9月4日[1]  ),又翻译为史怀哲,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医生、管风琴演奏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875年生于德、法边界阿尔萨斯省的小城凯泽尔贝格(当时属于德意志帝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精通德、法两种语言,在9岁时,就成了演奏风琴的能手。1898年在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1899年,任圣尼古拉斯教堂传教士之职。1901年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院长。

  1904年,在哲学、神学和音乐方面已经拥有巨大声望的他听到刚果缺少医生的呼吁,决定到非洲行医。历经九年的学习,他在38岁的时候获得了行医证和医学博士学位。施韦泽夫妇俩于1913年来到法属非洲,主要靠巴赫作品演奏会的收入,在加蓬创办兰巴雷内麻风病院,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为当地人民治病。他是法国哲学家,音乐家、传教医师。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了贡献,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被称为“非洲之子”。

  1957年,他的传奇经历曾被拍成电影。他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解释者。他著有《音乐家诗人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对巴赫作品中装饰音的处理原则加以阐述,对后来演奏巴赫作品的贡献很大。著有《德国和法国的管风琴制造艺术与演奏家》。他与维多尔合编了5本《J.S.巴赫管风琴作品全集》,后又与E.涅-贝尔热续编了3本。他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康德的宗教哲学》、《耶稣的弥赛亚和受难的秘迹》、《在原始森林的边绿》、《文明的衰败与复兴》、《文明与伦理》、《文化哲学》等。 他于1965年逝世,终年90岁。

  或许是受其祖先影响(阿尔萨斯祖先中有牧师、老师和管风琴师),施韦泽极赋有音乐方面的天分。五岁跟外祖父学钢琴,七岁时便写了一首赞美诗,并编写和声附在合唱曲的旋律中;八岁还踏不到踏板就开始弹奏根斯巴赫教会的管风琴。他传承来自祖父对管风琴的热情,经常关心各地的管风琴与其制作方法;同时也是一位风琴即兴的高手。不论旅行或经过哪一个城镇,一定会去参观管风琴,其它的杂事可以弃置不顾,不然的话,他心里会觉得惴惴不安。例如在路兹伦的礼拜堂要安置优秀的管风琴时,施韦泽专程去参观如何安置;九岁时曾在一次礼拜中代替正式的风琴师演奏,并独当一面地开始在教堂礼拜中担任司琴的工作。十五岁拜改革宗圣司提反教堂风琴名师尤金·孟许学管风琴,这是施韦泽生命中第一次与巴赫的邂逅。十六岁被准许在礼拜中接替尤金·孟许的司琴工作,并在圣威廉教堂担任巴赫清唱剧与受难剧的管风琴合唱伴奏。年轻的施韦泽也相当喜爱瓦格纳的作品,不管是歌剧《唐璜》,或是千里迢迢远赴拜罗伊特聆赏巨大的连篇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甚至后来还发展到与瓦格纳夫妇成为友谊的关系。

  十八岁到法国巴黎追随著名的管风琴泰斗魏多学琴,同时还拜菲利浦(J.Philip)学钢琴。当时的施韦泽正在斯特拉斯堡研读神学与哲学;魏多教授一向只收在音乐学校主修的学生,但施韦泽在其面前弹奏了一首,魏多教授非常赏识他,称许他,立刻收他作学生,同时预料他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这位魏多教授的教育以深刻的技巧指导施韦泽,并以优美的立体感来演奏。因他的教诲,使施韦泽明白在音乐中建筑美的意义。

  二十三岁拜李斯特的高徒杜劳特曼学习钢琴。施韦泽在二十五岁时已是斯特拉斯堡尼古拉教堂的牧师,但他同时也正在研究音乐理论,并开始管风琴音乐演奏方面的事业。二十六岁时已有哲学博士学位。三十八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稍后年间,着手写巴赫管风琴乐的详尽书籍,一方面也同时举行管风琴音乐演奏会。

  当三十八岁第一次向非洲出发时,巴黎的巴赫学会不忍心使这位音乐天才被埋没于非洲丛林里,便赠送施韦泽一项意想不到的礼物,这是一台特殊打造足足三吨重的钢琴,它有大风琴一样的键盘,并附有管风琴踏式板。为了对抗非洲经年潮湿的气候和白蚁,钢琴的表层全部用锌细心镀过。这部构造异常特殊的大乐器,后来陪伴施韦泽在非洲度过半个世纪的岁月。

  敬畏一切生命是施韦泽生命伦理学的基石。施韦泽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认为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敬畏生命》)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为什么要敬畏一切生命?施韦泽认为这就是生命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人类应该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原始的伦理产生于人类与其前辈和后裔的天然关系。然而,只要人一成为有思想的生命,他的‘亲属’范围就扩大了。”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

  施韦泽指出,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力,谁习惯于把随便哪种生命看做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对非人的生命的蔑视最终会导致对人自身的蔑视,世界大战的接连出现就是明证。

  敬畏一切生命是美好的理念,但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不可能对一切生命都同等对待,为了人的生存,人常常要消灭一些生命。是否应区分生命的价值序列呢?施韦泽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 在生活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种区分尺度完全是主观的。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着没有价值的生命,压迫以至完全毁灭某些生命是被允许的。施韦泽提出,依据这种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昆虫和一个原始部落可能都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

  然而在非洲,面对铺天盖地的蚂蚁和蚊子,人类出于生存需要必须要消灭一些生命。施韦泽认为,尽管这不可避免,但人必须有“自责”的意识。如果人类认为自己有权力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这种“自责”是对“敬畏一切生命”原则的妥协,同时是一种自觉。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

  施韦泽对近代欧洲的世界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欧洲近代思想的根本错误是肯定世界、人生和伦理,但并未真正理解其内在联系,使世界成为生命意志自我分裂的残酷战场:一部分生命只有通过毁灭其他生命才能持续下来。这些思想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形势仍然有启发意义。

  施韦泽对东方传统价值观予以崇高的评价。他说:“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 他著有《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至为赞叹印度思想所强调的人的伦理行为不仅与同类有关,而且与所有生命有关的原则。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一句佛教格言:“决不可以杀死、虐待、辱骂、折磨、迫害有灵魂的东西、生命。”

  生物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和谐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地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施韦泽从生命的相互联系中,看到人不能再妄自尊大,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理念,契合了时机,这是他获得崇高声誉的社会背景。正如史怀泽所言,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这是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它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提供新的思想基础。

  施韦泽虽然自幼多才多艺且发展顺利,但他心中一直念念不忘从小向往的服务与帮助他人的志愿。二十九岁时,施韦泽读到了一篇有关非洲大陆极需医疗援助的文章,这促使他在次年做出了一个震惊他的父母和好友们的决定:放弃了他蒸蒸日上的学术地位和演奏生涯,重新进入医学院去学习。八年后,施韦泽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1913年和他志同道合的伴侣海伦远赴西非加蓬的兰巴雷内,在原始森林边的奥顾(Ogooue)河畔建立了施韦泽医院,开始为非洲人民奉献他的爱心。

  施韦泽从三十几岁去非洲,在接近蛮荒的贫穷落后地区为他素不相识、语言不通的非洲人民献上他所有的精力、智慧和爱心将近五十余年,直到他以九十岁的高龄在兰巴雷内逝世。在最初的三十多年中,他还经常奔波于欧洲各大城市,举办他拿手的风琴演奏会,为他的医院募集经费。

  爱因斯坦说,像阿尔贝特·施韦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1953年,他78岁,漫长岁月,爱心似海,世人为之动容。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这位慈祥博爱的长者在奥斯陆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代表多年来全世界对他的尊敬和推崇。他毫无保留,把全部奖金连带演讲、演奏所得,全都用来增盖兰巴雷内的麻风病院。

  1965年,他90岁,这位20世纪人类良知的代表,和平之子,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的活过了。”之后,他便停止了地上的劳苦。

  施韦泽虽已辞世四十多年,但他仍是全球志愿者们最尊敬、最仰慕的人之一。施韦泽为人谦和,很少诉说自己的事迹与成就。但他以实际行动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不断鼓舞和感动着许许多多后来的志愿者去追随他四海一家的博爱情怀。国际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宣扬和发展施韦泽的博爱精神,其中较有名的是国际阿尔贝特·施韦泽组织(International Albert Schweitzer Association)及国际阿尔贝特·施韦泽基金会(International Albert Schweitzer Foundation);前者着重于发扬施韦泽的精神,后者着重于继续他在非洲的医疗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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